岳春光张志公先生在《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中对《三字经》形式特点有这样的描述：拿文言的标准看，《三字经》的需言是相当通俗的，无论如何，比《千字文》通俗得多；除了个别的句子外，没有勉勉强强硬凑字数，硬押韵的毛病。从句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既有训练儿童语言能力的作用，又使全书的句子显得有变化，样式多，不枯燥。这里张先生虽然只是谈的《三字经》但通俗、押韵、语言能力训练、不枯燥这几点却是古代蒙书的共同之处。但为什么古人要这样做呢？这样做有什么样的道理呢？在这里笔者试图以自己的理解阐释三言四言作为古代蒙书形式的合理性，由于缺乏第一手资料，所以会有多的主观成分，必然会有不当的表述。希望大家补充与批评。当我们在看到“三、百、千”的时候，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三言四言的组合形式。为什么古人在启蒙的阶段要以“三言形式”开始呢？笔者认为这个形式是古人在实践中综合多方面因素的结果。从语言水平看，五岁的儿童已经具备了很强的表达能力。在入学之后，怎样体现学校和生活状态下语言的差别，是重要的一个课题。如果处理得好，既可以让学生很快明白学习的意义，又可以让学生体会学科的魅力。也就是说，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学生注意到在学校中的习得，不同于在生活中的自然习得。本着这一条原则，如果采用逐一认识汉字的方法无疑是低水平的重复，而二言的形式接近于生活的状态，所能表达的内容是有限的。一言二言的形式并不能展现不同于生活的状态。三言则不同，在古人的认识里“三”是多数的开始，从造字上看，三人为众，三木为森，彩要加“彡”才称得上多种颜色；从认识上看老子在《道德经》中曾经说过“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应用范围看《易经》中每一个卦象都是以一二三的方式推演出来的；从表达上看，三可以构成以个最简单的固定系统，如三个月为一季，“天地人”、“日月星”等等。上面说的这些很可能是三言形式出现在思想认识上的源头。此外，由于汉字的单音节性，“三言形式”有着更多的组合空间，即张志公先生谈到的“从句法上看，可以说得上是灵活丰富，包罗了文言里各种基本的句式”。这样以来，有了三言反复的形式产生的节奏再加上押韵以及汉语本身具备的声调的综合，就构成了有别于生活状态语言训练形式。在这个训练系统中，声调、节奏、押韵是汉语的独特属性，古人以基于汉语的独特性对儿童进行教育，让学生意识到学校与生活的差别，这无疑是非常高明的做法。因为一旦学生明白了语言的独特属性之后，再接触生活中的语言运用时自然会以这个属性加以认识，从而形成与外部对接时的依据和标准。 作为识字的课本光有语言上的特征是不够，因为还要考虑到儿童的接受能力。如果儿童不能接受，那么无论再好的设计也是一纸空文。《三字经》作为识字课本流传了那么长的时间正说明它存在着符合儿童接受规律的地方。张志公先生所谈的“内容浅显”应该是一个方面，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儿童能够接受。这必然要结合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来说。根据研究表明，五岁的儿童是处在运动能力发展的成熟阶段，而且四至七岁的儿童的心跳正常值是80-100次/分（唐佩文《儿童疾病早发现》）在这样的身体条件下要求儿童长时间处于静止的状态下听讲，必然需要很强的自治力才行，但由于儿童的年龄很小自制力当然无法保证，也就是说，儿童的生理和心里上有要求运动的欲望，只有满足这个欲望才是适合学生需要的，否则儿童要花大量的精力和自己的内心需求做斗争，无疑是不利于精力的集中和教学活动的开展的。可在学堂上怎么做到既有益于教学又不违背儿童动的天性呢？大声的朗读无疑是很好的选择。大声的朗读，学生必然要用眼、用脑、用口、用耳，所以能够满足儿童在“动”的方面的需要。而且“三言形式”节奏变快，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符合儿童心跳较快的速率合拍，从而促使儿童乐意接受。 英国的西德尼·哈里森在他所著的《通向音乐之路》 一书中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心脏，像是一台安装在人体内的小水泵，砰-砰-砰-砰，永不停息。在我们倾听音乐时，永远也不要忘记它和心跳相一致的节奏。”现在看来这条来自音乐方面的经验，无疑也可放到具有音乐性质的汉语的教学工作中来。除了上面的在节奏方面“三言形式”体现出的优势之外，汉字的声调也可能是促成三言形式容易为儿童接受的原因。我们知道汉语是一种具备多种声调的语言，在大声朗读的情况下，变换声调是常见的情况，刘勰在《文心雕龙·声律》中就曾说过“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征。夫宫商响高，徵羽声下；抗喉矫舌之差，攒唇激齿之异，廉肉相准，皎然可分。”“由于各种声调的交替运用，发出来的声音才有高有他悠扬婉转，富有节奏性。但是这种节奏是汉语固有的，不是人工安排的。”（《新编现代汉语》张静 145页）然而从音乐的角度讲转调就意味着改变声带的振动，而振动声带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气息，而气息的来源是人的肺活量。儿童入学在五、六岁左右，他们的身体还处在发育阶段，这时他们的肺活量应该不及成人的三分之一，据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的关于“中国青少年儿童身体形态、机能与素质的研究”的《科学技术成果报告》显示，七岁的男孩儿的肺活量为1100毫升到1550毫升之间，而十八岁的男孩儿肺活量要达到3400至4500毫升之间，那么仅取七岁最高限与十八岁最低限比较后者是前者的二倍还要多（当然如果和五六岁的儿童较肯能相差更多），这意味着，适合成人阅读的文章，如果让儿童大声地朗读的话，一旦时间稍长儿童就很容易产生疲劳感。而“三言形式”则不然，节奏鲜明，适合调理气息，在大声朗读方面占据了很好的优势。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千字文》要早于《三字经》却要放在后面来学的原因。从这一点上来看，“三言形式”的构成，也是在蒙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由学生的反馈积累起来的经验。（写到这里笔者又产生了一个奇想，是否声调也是限制诗歌发展的一个因素。中国的古诗中基本长度以七言为限。很有可能是因为大量的转调带来的气息需求，使得成人的肺活量也不能保证在八言的结构中保持诗歌诵读流畅造成的。）最后说一说“三言形式”可能带来的潜在价值。一方面它通过读的方式训练学生的语感和节奏，也起到了增强学生肺活量的作用，二者配合为下一个阶段《百家姓》的诵读奠定了基础。《三字经》基本上是一字一顿的，《百家姓》在长度上为“四言形式”前为单姓，后是复姓，这样既可以训练上“承前”也可以在节奏上“起后”，使得儿童能够自然过渡到《千字文》上的学习。另一方面，通过“三言形式”与“四言形式”的组合形式，其实有可能直接训练了儿童的“组读能力”。对于“组读”《中级汉语阅读教程 （第二册）》（周小兵 徐霄鹰编著）一书中有这样表述：“组读的意思就是阅读的时候不是逐字逐词地读，而是以词组或短句为单位来阅读文章。……采用组读有两个好处：一速度快。……二有利于理解，整合的理解。……组读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习惯，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在开始训练时，必须强迫自己以词组或短句为单位来阅读。时间长了，就会慢慢养成组读的习惯。”（182-190页）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汉语语句的构成，就会发现，一般情况下的语句都可以化分为“二言”一组“三言”一组的语组连缀。可以说“三言”和“四言（二加二）”的形式是非常适合养成“组读”习惯的一种方式，如果我们充分在识字阶段就使用这一条经验无疑会大大提高儿童的阅读效率。